[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欧洲学会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的第64篇。2026年以来，美国对欧洲的“嫌弃”愈发形于言色，深陷自身力量衰弱与对美战略依赖矛盾的欧洲将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欧洲，对中国而言意味着更大机遇，还是更大挑战？
4月24日，正在希腊首都雅典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前国际格局出现罕见局面，这正是欧洲必须觉醒、加强战略自主的重要时刻。他呼吁欧洲抓住当前局势变化，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影响力。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5日，希腊雅典，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希腊-法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视觉中国图
2026年开年以来，欧洲愈发焦虑。东边因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威胁仍未解决，西边的美国却与欧洲更形疏离。今年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起的两场军事行动，事先都没有通知欧洲盟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欧洲盟友“不配合”其对伊朗的战争愤愤不平，近日再次放出要退出北约的狠话。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在前不久亲自前往匈牙利，在该国大选前高调为欧盟中的“刺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站台，并以“可耻”、“干预”、“摧毁经济”等罕见的词汇批评欧盟，继2025年他在慕安会的发言后，又向欧洲投去一枚“炸弹”。
另一边，自2025年年底至今，法国、英国、爱尔兰、芬兰、德国、西班牙等多位欧洲领导人相继访华。央视新闻评论称，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中国为全球提供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预期性是一种“稀缺资源”，欧洲意识到需要调整和平衡大国关系，以更理性、更务实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
然而，一些欧洲领导人仍不能跳出对中国“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叙事。马克龙24日的讲话在强调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时，批评的话锋就同时指向了美、俄、中三国。也正是马克龙，在去年结束访华后不久，在媒体撰文称需要重新平衡中欧经济关系，甚至声称如有必要，欧洲“只能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深陷自身力量衰弱与对美战略依赖矛盾的欧洲，将继续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还是能破局重生，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欧洲对华立场不时出现的反复和两面性，中国又该如何审时度势地加以应对？
近日，多位欧洲研究领域的学者围绕上述话题展开讨论，下文是此次讨论的实录。
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丁纯：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伍慧萍：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
严少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欧洲已进入衰落轨道，还是正处于新高速发展前的调整阶段
丁纯：欧洲已经结束了以市场整合和扩员红利为主导的上升周期，进入了一个能力相对下滑与再整合同时推进的过渡阶段。从欧元启动到两轮东扩完成，欧洲依托单一市场、货币整合和产业分工，确实释放过一轮显著红利。但欧债危机之后，这一模式的内在约束逐步暴露：财政与货币不匹配、南北发展差异扩大、创新能力不足，内部统一大市场深化推进缓慢、官僚主义盛行，以及长期将安全与能源成本外部化带来了结构性问题。此后又叠加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疫情、俄乌冲突以及美国政策转向等外部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恶化，欧洲在增长、技术、能源和安全等关键领域的相对走弱，已成为一个较为确定的趋势判断。
但与此同时，欧洲并未沿着单一方向持续下行，而是在连续冲击之下开始调整政策重点。近年来，无论是在防务投入、产业和贸易政策、资本配置，还是供应链安全等方面，欧洲都在加大协调力度，试图弥补过去长期忽视的短板。这种变化不同于早期依靠规则扩展和市场整合推动的一体化，而更侧重于利用自身软实力和布鲁塞尔效应，提升自身承压能力，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其特点是推进过程更为谨慎，成本更高，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更难协调，效果短期内难以显现。
因此，可以将当前欧洲理解为一个旧增长模式逐步退出、新的发展路径尚未稳定的阶段。短期来看，增长乏力、内部分化和外部压力仍将持续存在；但从中长期看，只要核心国家能够维持基本共识，并在关键领域持续投入，欧洲仍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重塑自身能力。换句话说，欧洲既不能简单归为已经进入衰落轨道，也难以判断其即将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更接近于在压力之下进行调整与重组的时期。
伍慧萍：不少欧洲人用“全球动荡”来形容他们所感知的时代变局，其核心焦虑源于他们所认知的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正在加速瓦解，而欧洲自身正是这场秩序崩塌的“重灾区”之一。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压力，欧洲正在经历一场“战略觉醒”，表现为对美国日益强硬和独立的姿态，例如西班牙在军事基地使用问题上的拒绝，德国对美国单边行动的批评。然而，这种觉醒是有限的，更多是外部危机倒逼下的被动反应和防御性姿态，同时伴随着对美关系上的路径依赖，而非源于内部强大凝聚力和共同愿景的主动进取。因此，欧洲更仍旧处在一个充满痛苦的战略“适应期”，远未达到迈向“一体化新的高速发展期”的昂扬状态。
徐明棋：欧洲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推动一体化动力会弱化。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地缘政治冲击（如俄乌冲突、中东冲突）非但没有让欧洲团结一致，反而彻底暴露并激化了其内部根深蒂固的利益分歧。传统的“德法引擎”动力不足，南北矛盾、东西裂痕加剧，民族主义情绪在各成员国抬头。其结果是，欧盟在需要集体行动的重大决策上越来越难达成共识，也很难去拓展一体化新的疆域。尽管在危机倒逼下，欧洲在某些具体领域（如共同发债应对危机）的一体化可能被迫深化，但这无法扭转内部矛盾加剧、整体行动能力下降的大势。整体来看，欧洲进入“衰落轨道”的描述或许过于直白，但实力“弱化”是确定无疑的。
严少华：在欧盟的现实政治中，一种更为灵活的合作模式正在兴起：部分志趣相投的国家（如9国防务联盟、德法意西等六国经济倡议）在欧盟整体框架陷入僵局时，自发组成“先锋集团”，在小范围内率先推进深度合作。这种“另起炉灶”做法的逻辑在于：当欧盟成员国（或更多）的“全体一致”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国家先行动起来，把事情做成，或许能产生示范效应，从而间接拉动欧洲整体的一体化。同时，已脱欧的英国正试图以“离岸平衡手”和“军事领导者”的身份重新深度介入欧洲事务，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引领议程。这为欧洲内部的力量格局增添了新的复杂变数，使得“一体化”的范畴和主导权之争超出了欧盟框架本身。因此，欧洲可能正处于从僵化的“全体一体化”模式，向更灵活、更具弹性的“差异化合作”模式转型的深刻调整阶段。
欧洲对中国将意味着更大机遇，还是更大挑战？
丁纯：从经济和安全两个层面看，欧洲对中国既带来新的压力，也保留着相当现实的合作空间，整体上摩擦上升但仍可管理。当前中欧关系确实在变得更复杂：一方面，欧洲在产业政策、贸易救济、技术标准等领域对中国的审查和限制明显增多，竞争性上升；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安全环境变化影响，欧洲对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依赖等问题的关注显著提高，对华疑虑有所加深。
但需要看到，与美国相比，欧洲对华政策仍主要是在既有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展开，无论是反补贴调查、投资审查还是技术规则，基本都有明确程序、公开依据和可预期的执行路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和政府在应对时仍有空间，通过法律申诉、规则谈判和政策调整来降低冲击，而不是面对完全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同时，欧洲自身在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等方面仍有对外合作需求，中国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和部分技术领域的优势，使双方很难真正“脱钩”。
从性质上看，中欧之间的摩擦更多体现为在既有合作基础上的利益调整，而不是全面对抗。欧洲既希望降低对外依赖，又难以承受与中国经济联系大幅收缩的成本，这种矛盾决定了其政策往往在限制与合作之间反复摇摆。因此，对中国而言，欧洲既不是单纯的机遇，也不是单纯的挑战，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经营的对象：既要正视竞争与约束上升的现实，也要利用规则空间和利益交集，尽量把关系稳定在可控范围内，进行管理。
简军波：我们在讨论中欧关系时，总存在一种“需求侧”思维惯性——询问欧洲“想要什么和能提供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却严重忽视了“供给侧”思维——即“中国能主动提供什么”来影响欧洲。这意味着中国不应总是被动地由欧洲塑造中欧关系，而应主动提出与时俱进的观点来定义和主动塑造中欧关系前景。考虑到欧洲各国都实行选举民主，一国政党更迭很可能改变该国此前对华政策。比如最近匈牙利国会选举，蒂萨党将替代青民盟上台，其对华政策很可能进行调整，值得我国持续观察。这反映出，中方应思考其国家利益如何尽量不受欧方内政和各项不断出台的监管政策的冲击，或者冲击来临时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应对和处理。因此，在中欧关系中，中方可开始多思考如何主动塑造中欧关系，而不是更多受制于欧方的政策举措与诉求。
除了提出自身举措和诉求，当然也应听取对方诉求。中国欧盟商会持续提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环境等诉求，欧盟一直提出对华贸易逆差等问题，其中有些不无道理，事实上可能这些问题也损害中国长远利益。
因此，中欧在交往时，不仅要聚焦双方合作空间与共识，也要聚焦彼此关切，而不是有意忽略。就相互关切的话题进行讨论，即使一时半会找不到解决的良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互信。因此，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中欧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就贸易“不平衡”、“公平”贸易、经贸关系过度“安全化”、政府采购、投资审查等话题进行坦诚对话，寻求谅解与问题的解决，而不采取单边的或对抗性的行动，这对打破当前某些僵局、找到合理解决共识、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当然，鉴于欧洲目前对华立场存在矛盾性（比如同时将中国视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其对华政策立场出现反复和两面性是常态。从根本上看，这主要因为从经济和多边主义角度看，它与中国合作是“刚需”，但从其地缘政治思维出发，它与中国“去风险”“制度对抗”又是其“必要”，所以我国要对其对华政策具有摇摆性、两面性、既寻求合作又主动挑起冲突的特征要有清醒的认识。
伍慧萍：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挑战主要来自广义上的安全领域：欧洲的安全感急剧下降，高度焦虑北约的命运和欧洲独立防务的未来，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政策领域“安全化”思维弥漫，密集出台政策工具箱引导关键产业链回流本土化，并在外资审查等领域收紧规定。同时，经济领域仍可挖掘大量新的合作潜能：欧洲在绿色及数字化转型、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面对中国市场、供应链及科技创新合作存在极大需求，无法承受“脱钩”之重。德国领导人访华重点考察中国在高科技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德国大企业纷纷加大在华研发合作，便是明证。因此，欧洲的对华策略本质是在“安全防范”与“务实接触”之间寻求平衡，对中国而言，这既是需要应对的防范之网，也是可以深耕的合作之田。
徐明棋：当前欧洲的处境客观上扩大了中国与欧洲改善关系的机遇。欧洲的相对实力下降、内部矛盾激化、与美国同盟关系裂痕加深，这三重困境削弱了欧洲的整体议价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对中国而言，这正是一个利用自身经济实力（市场、投资）加强对欧工作、逐步将欧洲从美国战略轨道上“松动”的窗口期。尽管欧洲的保护主义倾向也在加强，对华贸易摩擦和安全视角的限制措施在增加，但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与中国“合作”仍将是中欧关系的主基调。一个相对弱势、有求于人的欧洲，可能比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欧洲更容易打交道。
欧洲在多极化和新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丁纯：欧洲是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国家众多且缺乏硬实力，因国防外包，在享受国防红利搞福利的同时，使其得以崇尚和享受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环境，对“丛林法则”的回归抱有最深切的恐惧。从大历史视角看，全球力量格局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转移，欧洲正从“市场换技术”的主导方和规则供给方，转变为面临同样挑战的被动方。因此，欧洲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最终角色，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一时的战术选择，而更根本地取决于其能否在这场历史性的实力变局中成功完成自我革新，找到在新的力量对比中安身立命、发挥影响力的新定位与新范式。它渴望成为一“极”和“规则守护者”，但能否如愿，取决于它能否先解决自身的凝聚力与自主性难题。
简军波：欧洲要成为多极化中真正有分量的一“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足够强大（这高度依赖一体化成功），二是足够独立（尤其在对美关系上）。然而一个内部分裂、一体化受阻的欧洲，没有变得更为强大，甚至可能在相对衰弱；在安全上仍无法摆脱美国保护，至少无法独立。若中国支持欧洲成为一极，在实践层面而不仅仅是言语上究竟该如何采取行动？另外，支持欧洲成为一极，支持它更强大也更独立，如果不从多极化角度而是权力竞争角度来看，会不会对中国利益带来伤害？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比较明确的判断。
从长远来看，欧洲的传统优势与未来角色决定其依然会重视规则和标准制定，重视作为规范力量的影响力。这种基于自身规则对其他体制的“合法化”排斥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不会因短期地缘政治变动与大国博弈局面而轻易改变。同时，在寻求战略自主进程中，欧洲会将中国视作地缘政治的主要挑战对象之一。这意味着，即使欧洲希望扮演大国间的一支“平衡力量”，它也会将中国视作“制度对手”乃至“安全挑战”力量，其在经贸、技术和安全领域，基于其“合法规范”与“合理诉求”给中国施加的系统性压力，可能是双方关系中持续存在的冲突因素，也是难以改变的结构性矛盾。
伍慧萍：欧洲在秩序转型期将本能地倾向于扮演一个“谨慎的平衡者”和“焦虑的规则守护者”。面对中美等大国的博弈，欧洲国家的首要策略不是选边站队，而是立足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定位，希望通过强化区域组织、坚持多边贸易、寻求多元化安全保障等方式，增强自身实力和发展战略自主，竭力维护自身在动荡世界中的行动自由以及传统上作为“规范性力量”的优势。
徐明棋：欧洲一体化现有的框架和机制能够维持，欧洲可能在安全与防务上仍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但在经济与务实利益上将日益寻求战略自主，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同时深化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因此，支持欧洲一体化仍应成为我对欧工作的内容，一个团结的欧洲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重要环节。尽管中欧之间存在政治制度差异和信任赤字，在数字治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中国与欧盟存在广泛的合作机会，双边经济合作也存在互利共赢的巨大空间。中欧可以“求同存异”，不让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成为推动战略伙伴合作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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